李中清 | 促进社会流动的高考制度是中国的骄傲
今天是“国际教育日”，重新推送一篇李中清先生关于中国教育的访谈——《促进社会流动的高考制度是中国的骄傲》（2013.11.11）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讲席教授李中清：
促进社会流动的高考制度是中国的骄傲
正当人们纷纷质疑中国的高考制度如何扼杀孩子的创造性、各类教育改革应声推广之时，一项研究提醒人们，在教育本身的效用之外，中国高考制度还承载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效用，并且实际上，大家正极大地受惠于这一效用——1949年以来，正是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和覆盖全国的基础教育保障着工农子弟的向上流动，也令国家与社会发展始终保持活力。
李中清教授和他的研究小组对1949-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的学籍卡进行数字化整理，运用定量研究，从地理位置、城乡分布、父母职业、社会性别和民族身份五个维度进行分析，认为相对于国内外的历史和实践，新中国高等教育生源的多样化，可以说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工农子女获得更多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改变了国家和地方精英的身份构成，令传统社会中封闭的阶层关系和结构彻底被改变，也让中国成为了几乎是唯一能通过考试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大国。
2012年1月，这项研究以论文形式发表，引发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2013年8月，《无声的革命》（梁晨、张浩、李中清等著，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向学界与社会呈现了更完整的材料和论证，并讨论了无声革命的不足，力图发现今后可能影响其走向的因素。书中认为，以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方针和具体招生政策为标准，中国一共经历了三场“无声的革命”，分别以“出身照顾”（1949-1965）、“出身决定”（1966-1976）、“有教无类”（1977-1999）为特点，而新世纪里，革命的成果是否能保持，则取决于能否彻底实现基础教育的普及，缩小不同地区的教育差距，坚持统一客观的高考招生制度，并继续有效控制家庭背景对受教育机会的影响。
李中清1983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擅长以社会科学方法处理历史材料，他的著作《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现实，1700-2000》《辽东移民的旗人社会》《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等曾获得多项荣誉。
以下为访谈正文：
“无声的革命”在某些具体领域体现得更加明显
文汇报：“无声的革命”是个很有力量的书名。这个书名是谁想到的呢？
李中清：这个书名我也觉得不错。2008年时就已经定了这个书名。当时是在我密歇根大学的办公室，我在和梁晨聊天，梁晨形容这个项目得出来的结论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后来我说，这应该是一种无声的革命性，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有声革命和无声革命之间的区别。
文汇报：“无声的革命”中的“革命”，在您看来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中清：“无声的革命”最基本的体现是，仅在北大和苏大，接近8万的孩子通过高考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如果在其他精英大学情况也类似，那么实际上经历类似命运的孩子可能会有百万甚至数百万。除了整体上的转变之外，在一些具体的领域，“无声的革命”体现得更加明显。例如在美国的医学界和学术界，大部分学生都出身于相关领域的世家。但是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
文汇报：去年你们的文章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也公布了几十年来大家未曾注意到的中国教育成就，但舆论焦点一直都在北大“寒门子弟”比例逐渐缩小上。
李中清：我知道，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北大的干部子弟增加，想用这个来批评北大。但其实，我想就北大、苏大和国内的制度而言，很多东西都是值得赞扬的，应该说是中国令人骄傲的成绩，而不应该是当今舆论的众矢之的。我经常看到报纸上说，农民子弟进任何好学校的比例相比20年前都在降低，可是他们就没想到，由于30年来的城镇化等运动，整个中国真正的农民的数量也在减少。有些学生是来自农村，但父母很可能不是以农民为职业，而是在集镇或城市从事工业生产或服务业。而我们的研究显示，工人子弟的比例一直在增加，其中应该有不少就是以前的农民子弟。我的理解是，这反映的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并不一定是反映国家教育不公平的增加。
文汇报：与经济发达的农村相比，贫困边远地区的孩子要上好学校一直很难。你们的研究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城乡和区域差距过大的现实，并且强调真正深入城乡的基础教育是实现“无声的革命”的关键。
李中清：我希望也相信贫困边远地区会慢慢富起来，基础教育会慢慢发展，而且地方政府也愿意投资在教育上。但关键还是在老师，如果找不到好的老师，就完全没办法发展教育。这就要靠国家政策。有一个麻烦是，像兰州大学的毕业生不愿意留在当地工作，而都想往东去，所以就必须有更多的国家性政策鼓励大家多投资一些时间和精力在贫困边远地区。像在美国，最近十几年，有Teachfor America的运动，鼓励优秀学生从精英学校毕业之后不要马上开始工作，不要马上去念研究生院，而是把两年贡献给社会，去城里的贫民区教书。我相信国内年轻人的公益心不一定低于前辈，如果政府对这样的活动给予更多支持，这些活动也会得到年轻人的大力支持。
文汇报：最近河北衡水中学很受关注，其不仅对学生实行时间量化管理，并且存在吸引各地优秀生源、垄断省内教育资源的情况，衡水更以全县之力保障衡水中学的超常发展。您怎样评价这种现象？
李中清：这样的安排确实可以增加孩子的成功率，所以我想也可以理解。当然辛苦是辛苦，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些孩子是自愿的，而且这样训练可以增加他的机会，那么虽然会增加孩子的痛苦，但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看未来，这些孩子的表现和别的孩子有没有差距。如果他们只会考试，不会做别的，那当然要做出调整，可是如果他们和别的孩子对社会的贡献大同小异，那这样就不坏。
最近媒体经常讲衡水中学，所以我还去查它在不在我们统计的“为北大输送学生前300的中学”里面，结果发现可能因为它是最近10年才发展起来的，所以不在其列。不过我们已经了解到有一些类似模式的中学，但好像还没有客观的证据说，这些孩子后来不如别的孩子，所以我觉得不要太快地批评，因为这种模式对好多没有条件的孩子来说，是他们的机会。
机会不平等是更关键的问题
文汇报：尽管有“无声的革命”，但近年来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还是逐渐凸显。在您看来，要保证“革命”的成果不走向消失，相关部门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
李中清：国内各方面的不公平现象在最近30年是有所增多。1980-2000年20年的收入差距增加得很厉害，最近10年稍微稳定一点，可是最近10年的财富差距就增加得很厉害。而且最近10年，校长推荐、自主招生等各种项目愈发增多。
经过这些项目，一种新的不公平肯定在出现，可是还没有人，包括我们研究团队去客观衡量这些现象。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的数据止于10年前。但我有几个想法：第一，要理解这些新现象背后的动力。它的动力并不是说大学想要增加不公平，而是想让更多好学校的好学生报考这些大学。而且这些大学不会太过分地不公平，否则就会影响学生的质量。开展这些项目的大学也一直在关心和跟踪，如果这样选出来的孩子没以前的好，当然会马上改，所以后来有些大学也在调整自主招生的人数。
第二，我想很可能不公平确实是在各方面都有所增加，可是也要看到，最近10年全世界的不平等现象也增加得很厉害，而且从规模上比较，可能世界范围的不平等程度比国内的还高。另外，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相比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问题而言，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而且，这更反映了高等教育的竞争。现在好多好学校的学生不愿参加高考，而是直接出国，特别是最有条件的各大城市的外国语中学，参加高考的学生是极少的。所以一个好大学给校长名额让更多学生报考他们学校，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总的来说，有钱人的孩子去国外，你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这样国内那些没有条件的孩子就更有机会利用这些公立的资源。
文汇报：因此您的看法是，目前凸显的教育不公平，是最近10年来不断扩大的财富不平等状况的体现？
李中清：是的。我也想提一下最近我们在香港开的一个很有趣的学术会议，讨论“财富积累与机会不平等”。我们请了最近在世界上比较有影响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因为皮凯蒂的研究，法国的收入税高于75%，而且他的建议是收入税应该高于85%，导致前一阵很多有名的法国有钱人都移民出去了。皮凯蒂说，2007年以来，在全世界尤其是美国，所有的财富增长都归于那些财富排名在前1%-10%的人，而所有其他人的财富占比或是保持不变或是下降。也正是他的研究诱发了“我们是99%”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另外我们也请了国内最近发布的三个与财富积累相关的数据调查项目的代表来参会。当时我就说，在国内，现在大家都很重视收入不平等，或是财产不平等，总之就是财富上的不平等，可是我觉得，机会不平等还是更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有些差距并不导致机会不平等，那么这些差距未必是坏事。可是如果财富的积累和不平等是建立在侵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或是导致机会不平等，那这些现象就是不好的，因为增加了老百姓的痛苦。
文汇报：而教育不公平会反过来增强社会阶层的固化？
李中清：教育不公平肯定会导致社会的不平等。正如相对的教育公平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向上社会流动，教育不公平则会极大地压制这种向上的社会流动，从而加剧财富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在过去，许多国家对于社会固化的容忍度可能会比较高，因为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社会的领导者不需要拥有非常高深的知识和才能。但是现在，我们面临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全球变革，任何国家的精英阶层如果过分僵化而缺少向上的社会流动，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就会滞后于其他国家。
美国之所以能够同时保持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精英大学招生的不公平，是因为他们有着分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系统。他们的本科生招生严重倾向于社会上层子弟，而他们的研究生招生则注重才能，尤其是选拔有才能的国际学生。这也给了我们一些认为他们教育系统很公平的假象。
文汇报：书中提到一位很优秀的黑人学生拒绝了给他提供全奖的加州理工学院，而宁愿去“普通学校”。在您看来，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教育和社会阶层流动的看法上有哪些不同？是否中国相对而言是一个社会阶层流动比较大的社会？
李中清：是的。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现象。从18-19世纪来看，当然当时是没有社会中下层子弟能在科举里考上最高等第的，可至少在前5%-10%的家庭，流动性是比较强的。现在中国应该是收入前60%的家庭的社会流动仍然比较强，剩下30%-40%的家庭因为地方太偏远等各种原因，没有条件进入社会流动。但是在美国，跟国内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像在哈佛，如果以家庭收入为标准划分学生阶层，那么来自全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孩子只占哈佛学生的6%，再上各20%的家庭群体也是各给哈佛提供6%的学生，而70%多的哈佛学生则来自全美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如果划分得更详细一点，收入水平在全美为前5%的家庭为哈佛输送了大概45%的学生。那位黑人学生不肯上加州理工，我想是因为他觉得整个学生社群跟他不太一样。
我在加州理工有四五年都参加招生工作，有三年还负责本科生转校。当时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如果学生SAT的数学成绩低于780（满分800），在四年内不毕业的可能性增加300%，这样，他或是会转去别的学校，或是会拖五六年才毕业。所以我们决定，所有数学低于780的我们都不收，除非他有竞赛得奖。结果，我们所收的孩子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下降了4万美元，我真是很吃惊。后来我们也问了斯坦福、麻省理工，发现这个新的家庭平均年收入跟其他学校相比，也低了4万甚至5万美元。那是1990年代末，后来我们就开始说到，使用客观的标准来选择学生，结果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也开始对国内的高考更感兴趣，因为我知道国内有科举的历史，现在有高考，为政府工作还要经过公务员考试，这样下来情况是不是会跟美国不一样？而且我负责加州理工转校工作的时候，因为对外面的考试不太信任，我们就自己给出一个数学或物理考试，结果后来基本上每年收的学生中，有50%都是来自中国最优秀大学的物理系，为什么他们考得比美国孩子还好呢？因此我就对中国的高考制度更感兴趣了。
定量研究利于最大程度避免先入为主
文汇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这样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的？
李中清：我在念研究生时，导师是做人口史的，所以我一直对人口比较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按照学界的要求，如果你要做人口学，就必须拥有这些个人的数据材料，然后建立数据库计算，而不能靠那些总的国家的统计数据。所以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对中国历史人口做了很多个人材料搜集的工作。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大的数据库，都是容量在几百万的历史时期的个人数据材料，并且已经公开放在网上，人人可以下载使用。为了使用者的方便，我们也已经写了3本指南书。所以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得知校方正准备对学籍卡进行整理，就很感兴趣，而且建立数据库计算是我们研究组的强项，我就要求能不能同时做一些分析。
文汇报：何炳棣先生对科举制的研究是否或多或少地启发了你们的这项研究？
李中清：何先生是我的老师。他对科举制与社会流动的研究对我们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启发和影响。他研究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关注的是当时中国社会前5%-10%的男性。我们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前60%-70%的所有女性和男性，而且得益于中国相对的教育公平，这个比重还会不断增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研究又是不同的。何先生关注的是社会上层的社会流动，而我们试图研究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社会流动。
文汇报：你们也正计划建立一个涵盖民国时期绝大部分地区和高校的学籍卡数据库，这方面的资料搜集进展如何？
李中清：我们已经做了两年的搜集工作，是梁晨在负责。从清末到1952年院系调整，我们估计在国内应该有18万人上过大学，我们现在找到12万多份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公开情况多数比当代的材料更好一些，因为这些材料许多并不在学校的档案馆，而是在省和市的档案馆，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去查看。我们也想看看，清朝、民国和院系调整后的比较，应该也相当有趣。当然民国时期，像我们书里所说，更多是反映以前的社会，像有钱人、有条件的人可能有更多机会上大学，可是也有一些会不一样。
文汇报：您20多年来主要从事明清以来中国人口与社会研究，从您的经验来看，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分别占有一个怎样的地位？
李中清：对于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我觉得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定性研究通常是你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然后你去图书馆、档案馆，基本上是为你的问题找证据找答案。可是定量研究，像北大和苏大这样十几万个孩子的学籍卡，或者像我们做人口这样几百万条记录的材料，你根本不知道计算后的结果会是怎样的，所以具体的研究问题是根据数据整理的初步结果所提出的，这就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先入为主，让数据和史料说话。所以，定量研究的好处是，它很客观，而且要知道我们的假设，很多都是错的。就学者的观点能被客观事实改正这一点来说，定量研究是很好的。我想，我们的学术态度和很多别的学者不一样，很多学者的重点是放在他自己的研究取向和假设上，而我们都是把重点放在数据、材料和研究的对象上。
我的这个态度也跟我的成长背景有关。我总记得小时候我父亲说，很多用于物理学研究的加速器，发现的东西也并不是物理学家设计这个机器要发现的东西，但它找到了别的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学者不能骄傲，如果物理学家那么聪明的人都会错，那我肯定也一样会犯错。而且物理里有些东西是有规律性的，而我们研究的都是人和人的行为，相当复杂，没有太多规律性，我们会错是难免的。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些客观的数据，有人要反驳，就必须有证据。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我比较喜欢做的一种学问。而且坦率地讲，我们开始做“无声的革命”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以为国内的情况会和国外越来越相似，没想到出来的结果那么不一样，也没想到高考有那么关键性的用处。所以，中国的高考制度有利于社会流动这个研究结论，不是出于我个人的任何背景、立场和取向所得出的，而完全是由我们的研究小组分析学籍卡数据库所得出的结论。
文汇报：这项研究是否也与加州学派的一些方法一脉相承？
李中清：加州学派的好多人都已经离开加州，而且我们的研究方法和题目都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比较为主。像李伯重老师最近出的书，是荷兰和江南经济发展的对比，王国斌老师出的书，是欧洲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对比，我们这本书的研究是在对比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在对比国外和国内的异同。好多东西都只是一个点或一条线，你不知道这条线是否重要，只有做比较之后才知道。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也是要靠比较才能知道它的特点，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加州学派最重要的共同点。
虽然我们现在不在一起，大家也都老了一些，不能经常聚会，可是这个共同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还保持，而且还是都很重视这方面。当然王国斌、彭慕兰并不做这种定量的研究，可他们还是很尊重这种研究，他们做的东西比较靠模型，靠逻辑，我们也很尊重。所以我觉得《无声的革命》完全在这个传统里面，因为别人不太做这种具体的比较。
文汇学人·访谈录（2013.11.11）|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讲席教授李中清：促进社会流动的高考制度是中国的骄傲
本报记者 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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